一、汉代麻纸
麻纸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纸种，因而麻纸出现的时代也就是造纸术发明的时代，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已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虽然人们对早期纸张情况的了解还不十分确切，但像造纸术这样复杂的技术的发明，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有理由相信，蔡伦之前造纸技术就已存在，并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初步发展。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都非常有限，因而有关早期麻纸生产工艺情况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20世纪60年代中期,潘吉星先生曾对陕西凤翔纸坊村的麻纸生产工艺作过调查，并在当地造纸师傅黄严生及其徒弟们的协助下完成了麻纸生产的野外模拟实验。该实验由简到繁共设计了11种方案进行加工生产，并将所得产物与古纸遗存相对照，推断这些古纸的原制作过程川。应当肯定，这项研究不仅在重构早期麻纸的生产工艺方面具有开创之功，而且通过模拟实验和实物遗存相对照推断古纸遗存的制作工艺，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汉纸的存在问题还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有人认为这些工作还不足以说明已经解开了西汉造麻纸技术之谜12]。但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了解造纸术初创时期的麻纸生产工艺是大有裨益的。
根据《东观汉记》等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东汉蔡伦时代的麻纸生产是以麻头、敝布、旧鱼网等为原料，但《东观汉记》与《后汉书.蔡伦传》都没有造纸工艺的记载，当然也没有具体的麻纸生产工艺方面的内容。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一些文献则弥补了这一不足，简略地记载了东汉时期麻纸的某些制作工序。如东汉刘熙《释名》中有“中常侍蔡伦到故布，捣、抄作纸”。曹魏的张揖《古今字诂》则称“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到作纸”31。其后，晋张华《博物志》中有“蔡伦始捣故鱼网以造作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伦，汉黄门郎，和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的记载。这些资料提到的“到”、“捣”、“抄”是麻纸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三道工序，可以理解为:先把上述大小不等的原料切到成大致均匀的小块，然后通过春捣将这些小块进一步分解成碎末，再经过其他一些工序，最后抄造成纸张。
实验表明，仅有这三道基本生产工序还不能够将绳头、敝布、旧鱼网等原料制成麻纸，还必须增加一些辅助工序。如在切挫前必须浸泡，使之透湿润胀;切到后还需淘洗，除去其中的泥沙杂物;抄纸前不仅须将纸料加水调制成浆液，而且还要不断地用棍棒在槽中搅拌,使纤维均匀分布,从而使抄出的纸张厚薄均匀;抄后还有晾干脱水的过程。如果原料是可能经过了血染、上油等处理的旧鱼网，还得进行化学处理，如用草木灰或石灰等碱性物质除去其中桐油、猪血等成分，否则很难得到能够制成纸张的纤维。根据以上分析，潘吉星先生认为，蔡伦时代生产的麻纸可能要采用以下13道技术工序:
浸湿→切碎→洗涤→浸灰水→舂捣-蒸煮→洗涤→春捣→洗涤→打槽→抄纸→晒纸→揭纸。
除了在“造纸术的起源”一节讨论过的几种尚有争议的“西汉古纸”外，20世纪考古发掘中还陆续出土了几种大致与蔡伦同时代的东汉纸。这几种纸大都留有字迹，断代也比较准确可靠，为分析研究东汉时代麻纸制造技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些古纸包括:1900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海定(Anders Sven Hedin,1865- 1952)在楼兰废墟中掘得一张字纸， 是汉朝将军张奂(104-181) 写给朋友的未发信; 1901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 1943) 在新疆楼兰的罗布淖尔发掘出两枚有字薄麻纸，分别为文书和书信用纸，考古学家罗振玉等根据文字的风格断定这两枚纸为东汉(150) 纸; 1942年秋，考古学家劳干、石璋如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岸清理所发掘过的遗址时,在一个名叫查科尔帖(Tsakhortei)的古烽燧中掘出一张有字迹的麻纸(图2-1),考古学家劳干据该纸上层坑位出，土的木简，判断此纸当不晚于公元98年，史学家张德钧考证推定为蔡伦之后纸(107~110) ,而纸史专家许鸣岐则认为其时间下限为汉永元末年(0),相当于《后汉书》记载的“ 蔡侯纸”问世前后; 1959 年，考古学家在新疆民丰东汉夫妇合葬墓中离木乃伊尸体不远处发现–张揉成团的纸，纸上沾满了粉黛，很可能为妇女化妆时所用7; 1974年1月8日, 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又发掘出有字麻纸“旱滩坡纸”，年代约晚于蔡伦几十年。
从这些实物资料中可以看出，虽然有些古纸断代还存在分歧，但说明至迟在2世纪上半叶,麻纸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一些文献资料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状况。
隋代虞世南《北堂书钞》(630) 卷104 引东汉学者崔瑗(78-143) 致其友葛龚(字元甫，73- 143年)信中说道:“今遣送《许子书》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可见当时已开始用纸张来抄写书籍了，不过由于纸张的质量还不够好，尚不能取代缣帛，仍处于纸素并用的时代。
《后汉书. 延笃传》云:“ 延笃字叔坚，南阳华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诵之，典深敬焉。”唐李贤注:“《先贤行状》日: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以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典日:卿欲写传，何故辞归?笃日:已讽之矣。”[8]唐溪典(字季度，69-145)， 与蔡伦是同时代人，以治经学闻名当世。这里说延笃(约97- 167) 想抄写《左氏传》，无纸，唐溪典将写过字的笺纸给他，延笃认为用这样的纸抄写经传不合适，就全文背诵。《北堂书钞》卷0四还有另一条约为汉桓帝时期的用纸资料。延笃答张奂书日:“惟别三年，梦想忆念，向月有违，伯英来惠纸四张，读之反复，喜不可言。”伯英即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字伯英，117- 192)，有“草圣”之誉，更善制笔。延笃在给张奐的回信中说到，他收悉张伯英给他的四纸书信后，欣喜不已。从以上资料中不难看出，在“蔡侯纸”出世后的几十年里，纸张的使用已是相当普遍。
东汉晚期，随着麻纸产地的逐渐扩大,麻纸制造技术也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在山东东莱(即今山东黄县)出现了一位造纸名家左伯(165–226)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代名纸“左伯纸”。据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左伯字子邑，东莱….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左伯纸在历史上享有很高声誉，令许多文人墨客赞不绝口。如《箫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晖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又如《三辅决录》记载:“韦诞奏: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10韦诞(179- -253) 字仲将，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所制之墨，一点如漆，与张芝笔、左伯纸齐名。不难看出，纸张的大量使用，带动了笔、墨制作技术的进步，从而推动了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造纸技术与书法绘画艺术间的互动关系至东汉末期已初露端倪。左伯纸的出产地胶东半岛，直到宋代仍以麻纸著称。
《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曹操(155- -220)与蔡文姬(约162- 242)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当时的大量用纸情况。“曹操日:‘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日:。 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日:‘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日:‘ 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川蔡文姬名琰，其父蔡邕(132 一192)是东汉与张衡齐名的大学者，深受曹操敬重。文姬受命缮写所诵忆之文四百余篇，所用纸张当不下千枚。
左伯纸的出现与汉未建安时期(196- -219) 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不无关系，曹氏父子及左右文人皆用纸书写，大大地促进了汉末曹魏时期造纸技术的发展。麻纸在这一时期尽管尚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但已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1900 年斯文.海定在楼兰废墟中发掘出土的一-张写有魏主曹芳嘉平四年(252)的信纸，是这一时期用纸的直接实物证据。现存最早的赞美纸张的篇章就出现在晋代。傅咸(234一294) 《纸赋》云:“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亦惟变而是适。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干一隅。”
其大意是说，文字载体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甲骨金石刻字代替结绳记事之后，纸张又最终取代了简策。纸张不仅适于书写，而且价格低廉，洁白质纯，精美方正。文人墨客好之，书写妙文华章。破布旧绳造出崭新的纸张，可以舒展，也可以卷起，用起来十分方便。背井离乡之人可以用之书写家信，传达情谊。
二、麻纸发展的鼎盛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麻纸生产发展到最顶峰。从质量方面看,这一时期的麻纸较汉代麻纸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白度明显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较少并有明显可见的帘纹，纸页较薄。这说明，这一时期麻纸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制浆技术方面，纸料的蒸煮及春捣、漂洗过程得到加强，在抄纸技术方面，改进了纸帘，中原地区开始使用竹帘和木制框架构成的活动纸模;发明并使用了施胶技术，提高了纤维的分散度，从而使纸质较匀薄。此外，纸加工技术和纸工的操作技能也较前代有明显提高。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麻纸的产量也急剧增加。据《文房四谱. 纸谱》引东晋人裴敬《语林》称:“王右军为会稽谢公就乞笺笔，库中有九万枚，悉与之。”又引东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称:“ 虞预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迄四百枚，付著作吏，写起居注。”当时的布多为麻制品，如《北堂书钞》卷104引《董巴记》云:“蔡伦以生布作纸，丝縋如故，名麻纸，以树皮作纸名穀纸。”可见布纸即麻纸。由上述资料可见，此时麻纸产量已远非汉魏可比。
尽管早在汉末三国时期，麻纸的使用已渐趋普遍,但旧有的书写纪事材料缣帛和竹简尚未完全被取代,仍是多种书写材料并用。晋代以后,随着麻纸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习惯于使用纸张而不愿意再去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了。顺应这一-历 史潮流，出现了政府明令禁止宫中使用简牍的情况。如东晋末年，桓玄(369–404) 废晋安帝，自称帝，他即帝位后，曾下令宫中凡使用简牍者，一律改用黄纸。《太平御览》卷605引《桓玄伪事》日:“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文房四谱.纸谱》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又桓元令日: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恭，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
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也表明，西晋初期仍是简纸并用,以后简牍逐渐减少，西晋晚期几乎就只有纸本文书了。如1900年斯文.海定在新疆罗布淖尔北部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晋泰始二二年(266) 的麻纸，同时出土的有泰始四年至六年的纪年木简; 1906 年斯坦因在同一遗址又发掘出泰始六年(270) 的麻纸; 1907年， 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掘出汉文纸本文书及九封用中亚亚粟特文(Sogdian)写的麻纸书信，据研究，系永嘉(307~ 312)年间客居在凉州(今甘肃武威附近)的中亚康国( 今哈萨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人写给友人的信四。来中国的外国客商也用麻纸写信，足以说明当时麻纸的使用已相当普及。
这一时期，麻纸的产地已遍及南北各地，北方以洛阳、长安、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主，南方的造纸中心则分布在江宁、会稽、扬州、安徽南部及广州等地。此外，安徽省博物馆藏有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北凉神玺古麻纸,经卷通长122.7 厘米，高23.5厘米，为两张纸粘结而成。
高昌在十六国时期(304 ~ 439)可能也已生产麻纸。随着产地的扩大，麻纸产量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求。
东晋时期麻纸技术的提高是其最终取代缣帛的另重要因素。据米芾《书史》记载，“王右军《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薄如金叶，索索有声”。潘吉星先生在考察敦煌石室写经用纸时发现，其中有西晋人竺法护(240- -315)所译《正法华经)》的东晋写本，用的是一种“白亮而极薄的麻纸，表面平滑，纸质坚韧,墨色发光,以手触之，则‘沙沙作响’，属于上乘麻纸”。经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于1965年鉴定，写本为北魏(386~534)以前之物，王羲之所用麻纸当属此类。这类纸在敦煌石室写经中不时出现，是研究晋代高级白麻纸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继蔡伦和左伯之后,在南朝刘宋时代出现了又一位著名的造纸家张永(410- – – 475),所造麻纸，人称“张永纸”，质地优良，为世人所称道。据《宋书》记载，“ 永涉猎文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 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张永，字景云，刘宋吴郡(治所苏州,辖境较广)人，历任郡主簿、州从事、余姚令、尚书中兵郎、删定郎、建康令等职，文武兼备，卓有政绩。张永自制的麻纸，优于供御之品，深受太祖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太祖”不知所指，查南朝刘宋从武帝到顺帝共历九朝皇帝，没有一个称“太祖”的。倒是之后的齐代开国皇帝萧道成称“太祖”，可齐太祖元年已是479年，这时张永早已过世，不可能上呈表启。因此，很有可能是沈约的误笔。
此后，齐高帝曾在江宁(今南京)置造纸官署。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引刘宋人山谦之《丹阳记》称:“江宁县东十五里有纸官署斋，高帝于此造纸之所也，常(尝) 造凝光纸赐王僧虔”。“凝光纸” 可能是经过砑光处理的麻纸，如前文所述的东晋写经纸，双面强力砑光，纤维匀细，纸厚仅0.1~0.15毫米之间，呈半透明状，甚合“凝光”之名。可以认为，东晋写经麻纸、刘宋“张永纸”和齐高帝时所产“凝光纸”，在技术上是一脉相承的。
造纸技术的进步与文化发展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大量优质麻纸的供应，为人们提供了充足廉价的书写材料，抄书之风兴起，书籍文献资料随之猛增。据《晋书》记载，西晋时山东临淄人左思(字太冲，约250- – 305)欲赋三都，“构思十年，广门庭藩溷皆著笔纸，偶得一句，即便疏之”。《三都赋》写成后，受到皇甫谧、张华等著名学者的充分肯定，“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又据《南齐书》记载，隐士沈膦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鱗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18]。据《梁书》称，袁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 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北史》称，穆崇之子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在书籍总量增长的同时，书籍的品种也不断增多。据《隋书.经籍志序言》称，3世纪下半叶所编魏官府藏书目收录四部书不到3万卷，到刘宋元嘉(424~453)时已多达6万余卷，增加了一倍多。梁元帝(553~555) 时，江宁国家藏书更多达7万卷(一说10万卷)。
纸张的大量使用也促进了汉字书写艺术的进步和汉字字体的变迁。用毛笔在很狭窄的竹简上写字,空间上受到很大局限，即使在较宽的木牍上，也难以自由发挥、充分施展。改用洁白平滑、柔软受墨的纸张书写，不仅可以挥洒自如，充分表现中国书法独特的意境，而且书写速度也明显加快。在这一过程中，汉字字体一改汉代流行的隶书和小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兼有隶书和楷书特征的楷隶体，并逐渐向楷书过渡。同时，汉末开始出现的草隶体(章草)至魏晋之际仍沿用，且草意更浓。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晋陆机(261 一303) 的麻纸本《平复帖》，是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此后，草体楷隶逐渐发展到王羲之父子的行草，并向草书过渡(图2-4)。如果没有纸，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与书写用纸相比，绘画用纸出现得较晚。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东晋以后才开始用优质白麻纸绘画。据唐代书画鉴赏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称，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约345- 409)的画“有异兽、古人图，桓温像、桓玄….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纸。三狮子、晋帝相列….十一头狮子，白麻纸。司马宣王像，一素一纸”。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的纸本绘画存世很少。1964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东晋时期纸绘设色地主生活图(图2-5),由六张麻纸粘接而成，长106.5厘米，高47厘米，出自民间画家之手，是目前所见最早且罕见的早期纸本绘画。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发展，官府公文、学校课本,佛教、道教经典等方面的大量用纸，对纸张供应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大大促进了造纸业的繁荣和造纸术的发展。最值一提的是佛教的传入与勃兴对造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满足传播佛法的需要，在当时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情况下，僧侣们]想出一种快速复制经书的方法，即鼓励信徒大量抄写佛经，或花钱从寺院购买由以抄写佛经为职业的“经生”抄写的经书，说这样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或可以按信徒的意愿为死者超度。
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量写本经卷有许多就是由信徒花钱买来供奉于寺院石窟之中而留传下来的。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麻纸做了大量的科学分析研究工作。据奧地利学者威斯纳最早进行的化验结果，这-时期的麻纸中大麻和苎麻纤维居多，主要原料是破布。这一-结论在其他学 者利用各国藏品所做的分析结果中进一步得到证实。麻纸纤维纯度较高，且经过石灰和草木灰水等弱碱性溶液蒸煮;打浆度因纸样差异而不等，多数纸为白纸，厚度在0.15~0.2毫米之间，最薄者厚度不到0.1毫米;纸面光滑，普遍可见帘纹，为帘床纸模所抄造。
尽管早在东汉时代已出现皮纸，但隋唐以前，麻纸所占比重远远大于皮纸。在潘吉星先生所作的统计报告中，所列24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纸样品几乎全都是麻纸，而在42件隋唐时期的古纸样品中，麻纸多达28件，也占三分之二。
三、麻纸的衰落
隋唐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业的兴起，对纸张的需求量猛增，由于麻的产量有限，与树皮和竹料相比成本高，故麻纸的生产已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皮纸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纸种。当然，麻纸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仍在许多地区小规模生产。
唐宋以后，四川麻纸生产持续不断。据《文房:四谱》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说明五代至北宋时期，川纸仍以麻纸为主。而南宋陈標《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中有“有缕为纸, 今蜀笺尤多用之，其纸遇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的记载。当时的布缕应以麻质为主，因而这里所说的很可能就是麻纸，这说明四川麻纸直到南宋时还在生产。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书法作品册《明董其昌字册》所用纸为“白色麻纸，质地粗厚坚硬,不易卷摺,纤维毕现,润而无纹，白如春云，为精制贡麻” 。可见明代书画家仍用麻纸写字作画。
明清以后，麻纸生产极少见于文献记载,说明麻纸产地渐为稀少。正如清末胡蕴玉《纸说》所论:“今日纸料厥为三种，精者用楮，其次用竹，其次用草，而敝布、渔网、乱麻、绵茧以及海苔之属无有用之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麻纸从此销声匿迹。事实上，仍有一些地方还保留麻纸生产。如潘吉星先生调查的陕西凤翔县离县城东郊不远的纸坊村自古以来就一直生产白麻纸。清康熙年间纂修的《凤翔县志》(1694) 就是用当地生产的白麻纸印制的。民国时,纸坊村有纸槽20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个体纸坊改为集体经营，到1965年潘吉星先生前往考察时，纸坊村仍在生产白麻纸。其他地方传统方法生产麻纸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