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中 央 造 币 厂 
谢 里 仁

　　革命前，我们兴国县的经济命脉，都是控制在几家豪绅、地主、大商手里。他们在南昌、吉安、赣州等城市，开办了许多商店。兴国市面流通的大量银洋，都是集中在他们手中。～九二九年四月，吉安、南昌、上海等中心城市，带走了大量的现洋(银洋)，而我们的工农兵政府刚刚成立，尚未发行货币，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货币流通困难；根据地剩余的农产品——稻谷、大豆、花生、茶油不能输出，缺乏的工业品又不能输入，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活。虽然有一九二八年建立的“东固贫民银行”曾发行过一种铅印刷的纸币(面额为“一千文”)在红区流通，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学银匠的手工业工人，由于资本家银匠店的关闭，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实行剪发，戴银器首饰的妇女大大减少，许多银匠无业可就。一九二九年，兴国东村圩有一位三十来岁的银匠，叫陈志美，他看见市面上银币流通困难，为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就想了一个办法，开始了私铸银洋，铸成了一种英光银洋，拿到于都城的圩场上兑换，想进一步铸银洋，请来了他们的师傅陈奕珍帮忙。不久就造了三十多块银洋，被东村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发现了，找到他们进行思想动员，就要归公由乡政府公办。陈志美同意了。
八月，在东村石角背，建立了东村造币厂。为了解决银料问题，采用集股办法，发动区干部和乡干部的家属，将银器首饰献出来做成本。集银三十余斤给造币厂做原料，请了银匠师傅陈仕苑、陈仕萌、陈志美、陈奕珍等人为造币厂的师傅，由周仁根负责。利用土办法，因陋就简，筹办了造币厂的简单设备，就开始造银洋。
　　一九三○年初，由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东村造币厂厂址由石角背迁到了东村的东龙庵。这时，我接到通知，参加了造币厂。周仁根任厂长，我也是负责人。
　　我到厂里后．我是银匠，也是刻模子。这时有三人(陈志美、陈仕萌和我)开模。不久，钢模制成了好几套，我们开始铸造大袁头的银洋。那时没有冲床，就用一个两百斤的麻石，两边用木柱固定，上方装个木架，用麻绳吊着四方形麻石拉起来压成花边。这块压银洋的石条我们叫它“天碓”。将银子打成的银皮粗坯，夹在两块的钢模中，然后，拉起天碓打下去，就成了一块银洋。可是，由于钢模花纹的精密度不够，“天碓”打下来又不准确，压力不匀称，因而铸出来的银洋很粗糙，花纹不清楚，而且边缘上没有花纹，和市面上的“大袁头”不一样．不能在市面上流通。怎么办呢?发动全体工人师傅想办法。我们苦思冥想，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小钢凿在边缘上轻轻凿成花纹。终于铸成一批“大袁头”，交给消费合作社，往于都曲阳购买了一批食益。他们说商人很喜欢用我们这种银币，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提 高了我们生产银币的积极性，平均每天生产银币二百余元。
　　一九三○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获了大批银子。那时黄家煌同志在东固工农银行工作。他来兴国接管造币厂，送来了大批的银料。从此，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黄家煌同志鼓励我们，要提高铸造技术，精益求精；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改善工农生活，要多生产银币。后来，人员增加到二十多人．周仁根同志管厂务和财务，陈坊进同志管外勤，我任工会主席管理业务。我们开模刻印一种墨西哥版“雕子边”的模子。这时，原料充足，我们生产了“大袁头”、“小头洋”、“雕子边”三种型号的银币。我们平均每天生产银洋半担(五百元)。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对苏区实行第三次“围剿”，敌军将鼎文师占了兴国城，使造币厂受到威胁。根据上级指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便由东村的东龙庵，迁往城岗宝坑村。这是一个偏僻的边缘山区。我们带着银炉、风箱、“天碓”和花边模子，刚刚摆开摊子，装好“天碓”准备开工生产，就听说第三期战争胜利了。由于造币厂的师傅多是东村人，思乡情绪较重，所以叉由城岗迁返东村的东龙庵。
　　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红色区域的扩大，工农业生产发展，接中央政府通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政府造币厂。周仁根和我来到了于都的平头寨，找到江西省苏主席曾山同志。他叫我们到省财政部去办手续，接收了造币厂的账目。拿了介绍信，带领十余个铸币师傅来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政府所在地，找到了中国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驻在叶坪的杨溪村。这是～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
　　十余天后，毛行长、会计局局长曹菊如同志和他的爱人钱稀钧同志(银行会计)又来到我们厂里，送来了两张银币的图样：一张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面额为二角；一张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而且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图样。我一看，非常高兴，我说：我们是个国家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货币，不要铸那些什么“大头洋”、“小头洋”了。毛行长笑笑地说：这种图样的银币，只能在红区流通，以后还要铸那种白区通用的银洋。于是，我们就首先按照送来的图样，重新开刻钢模，铸造这种银毫子和银洋。大约我们制出了数百元左右，就交给银行了。不久，我们又开始生产“大头洋”、“小头洋”和“雕子边”。当时，由于原料充足，生产数量也增大，我们在设备上作了点改进。省办时，用石头做“天碓”，这时，我们改用生铁铸成的“天碓”了。一个月后，“天碓”又坏了，停止了生产。凑巧，正是这个时候，在福建上杭县地区，攻克了敌军钟绍奎的匪巢，缴获了钟绍奎的一套铸币机和钢模(其中有银板机、绞皮机、冲床、滚边机等)。我们接到铸币机后，就很快安装起来了，开始用机器铸银币了。这时，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造币厂的组织机构进行了重新组合，厂长下辖两个处，一行政处和一个业务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绞皮部、冲床部、滚边部、洗银部、印花部、馐部和一个修理部及银库等。全厂有干部和工人一百七十余人。业务处下面各部所属人员较多，熔银部五个人，由曹宝松负责；绞皮部六个人，由刘榜启负责；冲床部两个人，由我哥哥谢里杰负责；滚边部两个人，由黄月明(女)负责；包装部两个人：修理部五个人，由周益样负责。银库两人。
　　铸币机安装好后，我们开始了机械化生产。本来这副缴获的铸币机，只能铸面额两角的银毫，但经我们改装后，不但能制造毫洋，而且也能制造银洋子。生产的数量大，印花部跟不上来，我们印花部就三班制，实行人停机不停。这时，每天能生产银币一万余元。
　　中央造币厂铸出的银币在对外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二年春天，敌人为了扰乱我们红区的经营，而制造了两角的伪币在苏区流通着。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天，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话，要我去汇报工作。
　　我和陈祥生同志(那样陈祥生任厂长，我任业务处长)．来到了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办公室。我看见他正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伪报纸。他看见我们来了，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向他汇报了造币事业的发展情况后，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了，报告了毛行长。接着，他从书桌里拿出一个伪币来问我们，敌人是怎样弄出这种伪币来的?怎样识别真伪?我说，敌人造的伪币是铜质不是银质，他在红铜上面电镀了一层银质。只要将伪币一磨擦，就可以看出铜质来。这种伪币是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说：准备派两个师的兵力去围剿土匪。另外，你们要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真伪，堵塞伪币在苏区流通。
　　我们造币厂的造币机，因为是铸造毫洋的机器，而我们将机器改铸大洋后，负荷太重，一九三三年夏天，机器坏了。正在这个时候，白区赣州的商人，已认出我们造币厂制造的“大头洋”、“小头洋”银币，是苏区制造的，因而白区商人不用我们的银币了，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指示，要我们改铸“老鹰头”的银洋。不久，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了一架铸“老鹰头”的铸币机，还购来一大批刻钢模用的钢材叫“马金钢”。我们将机器安装后，又开始了刊刻“老鹰头”的钢模。不久，红军攻克了福建沙县，又缴获了一套铸银毫子的铸币机和一批铜模，送到于都与瑞金交界处的中央兵工厂来了。我带领十多个民工，来到了兵工厂，运回了铸币机和材料。因而，我们很快地投入了“老鹰头”的银币生产，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保证了对外贸易事业的需要。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调钨砂公司任经理。杨其鑫接任造币厂厂长。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接到上级通知，叫我即到中央安排工作。我从钨砂公司赶到瑞金后，找到了财政部长林伯渠同志，他叫我必须在次日七时赶到财政部。第二天，我到财政部时，林伯渠同志已经走了，只留下副部长邓子恢同志在办公室，他叫我还要倒回造币厂去结束造币的各项工作。准备将造币厂转移于都县境的龙山。
我来到造币厂后，处理了各项结束工作，并且组织了运输队伍，国家保卫局派了一个警卫连护送我们转移。我们来到龙山后，驻在龙山乡苏政府里，正准备开模铸币，但由于敌人进攻，我去找到了中央办事处梁伯台同志，交了造币厂的财务，埋藏了造币厂的机器。我编在红军二十四师，开始了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