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那一边
陆芸芸

山的那一边，其实还是山。山与山之间是条沟，沟里是几个小村子。

村民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到这里，说不清他们为什么看中了这块地方。这里明明是很穷的，没有地，没有树，一年里大半光景是冬季。山坡上收几颗粮食，草场上养些牛羊。缺地少羊的人家，穿裤子都难。既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也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住下去。

有一天，沟里进来了一支队伍，住下就不再走了。于是彼此看着都好奇。

这些当兵的，竟然每天都洗脸，每天都扫院子，还找个铁锹修路。祖祖辈辈都在这牛屎，猪粪，烂泥上走来走去，他们却说这不是路。

于是村民们看着他们挖排水沟，栽树，给牲畜垒圈，给人盖厕所。80年代了，村里总算盖起了这么一批厕所。

路确实好走了。当兵的果然见过世面。大家一起聊天，当兵的说，这衣服也该洗洗了。真个脱下来就洗。

沟里倒也不是世外桃源。小学校长是50年代从内地支边来的，但单枪匹马，连入学率也保证不了。现在好了，当兵的挨家去说。没文化好吗 ？鸡蛋明明1角钱1个，当兵的拿1元钱买10个，算不过账不敢卖。买主只好拿零票买，给1角钱，拿1个蛋，10个蛋要交10次钱。有人略识几个字，一千二百写作1000200。村里惟一的一辆拖拉机，搁在那里没有人敢开。

娃子应该上学，男娃要上学，女娃也要上学。过了上学年龄的就上夜校。以前不兴女娃上学，夜校里尽是女的。有些男人不放心，就站在教室窗户外，看了觉着好，也就进来跟着学。桂花今年18岁了，刚从夜校领了脱盲证。可以看报，可以读书，有生人来也不躲了。过两年嫁人，还可以往家里写信。嫁人可还坐轿子吗？ 她不好意思地瞟了一眼部队的司机，现在坐吉普车了，翻山越岭不用带干粮，一会儿就到。

除了识字，夜校还教歌。教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其实他们也唱歌。在坡上放羊的时候，常常有青海的”花儿”在空气中融化。在屋里请他们唱，他们不愿意，屋里是唱”花儿”的地方吗？ “花儿”曾是多少年的禁歌，因为歌里有太多的赤裸裸的相思。但相思是禁不住的，”花儿”几乎人人会唱。在青海的天与地之间，面对着安然吃草的生灵，不经意地甩开嗓门，就飞出那么悠扬，那么自在，千回百转的”花儿”。那奇妙的甩腔，那鲜灵灵的韵味，是当兵的永远，永远也学不会的。

当兵的实在，干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甚至都不去琢磨其中有多少深深浅浅的意义，天高地远的内涵。村民们也不会去琢磨，他们要的也就是个实在，能看得见，摸得着。
如今他们手里有部队从外地调来的优良麦种，自己会配制农药，会往山上撒化肥，会开拖拉机，会做小生意了。

于是淘金的淘金，包工的包工。有人贷了款，运牦牛去广州卖。一个跛子承包了放映机。不少人家买了电视机，收录机，还有摩托车。有几户竟出了大学生。

他们知道了怎样赚钱，也知道了怎样花钱，还知道了怎样随行就市。当兵的去买鸡蛋，已是2角5分钱1个了。

驿路梨花

作者彭荆风
山，好大的山呵！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消失在迷茫的薄暮中。
这么陡峭的高山，这么稠密的树林，走了一天，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夕阳西下，我们有点着急了，今夜若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只有在这莽野深山中露宿。
我的同行老余是在边地生活过多年的人，走山路比我有劲。走着走着，高兴地叫了起来：“看，梨花！”
眼前一片白茫茫，白色的梨花像飞扬的雪片一样撒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
老余说：“这里有梨树，前边就会有人家。”
一弯新月升起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落在我们身上。
“快看，有人家了。”
一座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出现在梨树林边。屋里漆黑，没有灯也没有人声。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
老余打着电筒走过去，发现门是从外扣着的。白木门板上用黑炭写着两个字：“请进！”
我们推开门进去。火塘里的灰是冷的，显然，好多天没人住过了。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稻草。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我尝了一口，水清凉可口。我们走累了，决定在这里过夜。
老余用电筒在屋里上上下下扫射了一圈，又发现墙上写着几行粗大的字：“屋后边有干柴，梁上竹筒里有米，有盐巴，有辣子。”
我们开始烧火做饭。温暖的火、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脚水，把我们身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对小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我问老余：“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老余说：“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肩上扛着一袋米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
“主人”回来了。我和老余同时抓住老人的手，抢着说感谢的话；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次想说话插不上嘴。直到我们不做声了，老人这才笑道：“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人呢！”
我们把老人请到火塘前坐下，看他也是又累又饿，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老人笑了笑：“多谢，多谢，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
看来他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吃完饭，他燃起一袋旱烟笑着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
“主人家是谁？”
“不晓得。”
“粮食交给谁呢？”
“挂在屋梁上。”
“老人家，你真会开玩笑。”
他悠闲地吐着烟，说：“我不是开玩笑。”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瑶家，平常爱打猎。上个月，我追赶一群麂子，在老林里东转西转迷失了方向，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来了。那时候，人走累了，干粮也吃完了，想找个寨子歇歇，偏偏这一带没有人家。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片梨花林和这小屋，屋里有柴、有米、有水，就是没有主人。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说清楚还行？我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插了根羽毛在门上，告诉主人，有个瑶家人来打扰了，过几天再来道谢……”
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门背后：“你们看，那东西还在呢！”
一根白羽毛钉在红布上，红白相衬很好看。老人家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下去：“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
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水、干柴，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请进”二字，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多好的梨花啊！
瑶族老人又说：“过路人受到照料，都很感激，也都尽力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让后来人方便。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来的。”
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个身穿着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前屋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一个 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
哪晓得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
老人很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摇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
“啊？”我们又傻了眼。
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原来，十多年前，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她的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抬菌子，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她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原来她还不是梨花。我问：“你姐姐呢？”
“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
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屋……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诗：“驿路梨花处处开。”

榆钱饭 （刘绍棠散文）

我自幼常吃榆钱饭，现在却很难得了。
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杨芽儿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
那时候，我六七岁，头上留个木梳背儿；常跟着比我大八九岁的丫姑，摘杨芽，采柳叶，捋榆钱儿。
丫姑是个童养媳，小名就叫丫头；因为还没有圆房，我只能管她叫姑姑，不能管她叫婶子。
杨芽儿和柳叶儿先露头。
杨芽儿摘嫩了，浸到开水锅里烫一烫会化成一锅黄汤绿水，吃不到嘴里；摘老了，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只有不老不嫩的才能吃，摘下来清水洗净，开水锅里烫个翻身儿，笊篱捞上来挤干了水，拌上虾皮和生酱作馅，用玉米面羼合榆皮面擀薄皮儿，包大馅儿团子吃。可这也省不了多少粮食。柳叶不能做馅儿，采下来也是洗净开水捞，拌上生酱小葱当菜吃，却又更费饽饽。
杨芽儿和柳叶儿刚过，榆钱儿又露面了。
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霜凌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丫姑野性，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她把黑油油的大辫子七缠八绕地盘在脖子上，雪白的牙齿咬着辫梢儿，光了脚丫子，双手合抱比她的腰还粗的树身，哧溜溜，哧溜溜，一直爬到树梢，岔开腿骑在树杈上。
我站在榆树下，是个小跟班，眯起眼睛仰着脸儿，身边一只大荆条筐。
榆钱儿生吃很甜，越嚼越香。丫姑折断几枝扔下来，边叫我的小名儿边说：“先喂饱你！”我接住这几大串榆钱儿，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丫姑在树上也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
我们捋满一大筐，背回家去，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九成榆钱儿搅合一成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儿。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青葱，泡上隔年的老腌汤，拌在榆钱饭里；吃着很顺口，也能哄饱肚皮。
这都是我童年时候的故事，发生在旧社会，已经写进我的小说里。
但是，十年内乱中，久别的榆钱饭又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谁说草木无情？老榆树又来救命了。
政策一年比一年“左”，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五尺多高的汉子，每年只得320斤到360斤毛粮，磨面脱皮，又减少十几斤。大口小口，每月三斗，一家人才算吃上饱饭；然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比大人还能吃，口粮定量却比大人少。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数着米粒下锅；等到惊蛰一犁土的春播时节，十家已有八户亮了囤底，揭不开锅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管家婆不能给孩子大人画饼充饥；她们就像胡同捉驴两头堵，围、追、堵、截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手提着口袋借粮。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被逼得走投无路，恨不能钻进灶膛里，从烟囱里爬出去，逃到九霄云外。
吃粮靠集体，集体的仓库里颗粒无存，饿得死老鼠。靠谁呢？只盼老榆树多结榆钱儿吧！
丫姑已经年过半百，上树登高爬不动了，却有个女儿二妹子，做她的接班人。二妹子身背大筐捋榆钱儿，我这个已经人到40天过午的人，又给她跑龙套。我沾她的光，她家的饭桌上有我一副碗筷，年年都能吃上榆钱饭，混个树饱。
我把这些亲历目睹的辛酸往事，也写进了我的小说里。
1979年春天，改正了我的“1957年问题”，我回了城。但是，年年暮春时节，我都回乡长住。仍然是青黄不接春三月，1980年不见亏粮了，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了，1982年更有酒肉了。
不知是想忆苦思甜，还是想打一打油腻，我又向丫姑和二妹子念叨着吃一顿榆钱饭。丫姑上树爬不动了，二妹子爬得动也不愿爬了。越吃不上，我越想吃；可是磨破了嘴皮子，却不能打动二妹子。1981年回乡，正是榆钱成熟的时候，可是丫姑又盖新房，又给二妹子招了个女婿，双喜临门，我怎么能吵着要吃榆钱饭，给人家杀风景？忍一忍，等待来年吧！
1982年春，我赶早来到二妹子家。二妹子住在青砖、红瓦、高墙、花门楼的大宅院里，花草树木满庭芳；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女儿，刚出满月。一连几天，鸡、鸭、鱼、肉，我又烧肚膛了。忽然，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个囊囊的榆钱儿，不禁又口馋起来，堆起笑脸怯生生地说：“二妹子，给我做一顿……”二妹子脸上挂霜，狠狠剜了我两眼，气鼓鼓地说：“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你这个人是天生的穷命！”
我知道，眼下家家都以富为荣，如果二妹子竟以榆钱饭待客，被街坊邻居看见，不骂她刻薄，也要笑她小抠儿。二妹子怕被人家戳脊梁骨，我怎能给她脸上抹黑？
但是，鱼生火，肉生痰，我的食欲不振了。我不敢开口，谁知道二妹子有没有看在眼里？
一天吃过午饭，我正在床上打盹，忽听二妹子大声吆喝：“小坏嘎嘎儿，我打折你们的腿！”我从睡梦中惊醒，走出去一看，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儿，二妹子手持一条棍棒站在树下，虎着脸。
几个小顽童，有的嬉皮笑脸，有的抹着眼泪，向二妹子告饶。我看着心软，忙替这几个小坏嘎嘎儿求情。
“罚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儿！”二妹子噗哧笑了，刚才不过是假戏真唱。
我欢呼起来：“今天能吃上榆钱饭啦！”
“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儿吗？”二妹子又把脸挂下来，“我哪儿来的玉米面！”
是的，二妹子的囤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缸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二妹子的男人承包30亩大田，种的是稻麦两茬，不种粗粮。
有了榆钱儿又没有玉米面，我只能生吃。
看来，我要跟榆钱饭做最后的告别了。二妹子的女儿长大，不会再像她的姥姥和母亲，大好春光中要捋榆钱儿充饥。
或许，物以稀为贵，榆钱饭由于极其难得，将进入北京的几大饭店，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佳肴。

大森林的主人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秋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大森林上面，潮湿的风缓缓地吹着。吸饱雨水的树枝垂下来。河水涨到齐了岸。我和猎人划着小船顺流而下。到了河身狭窄的地方，小船突然撞在水面下的树桩上，翻了。食物和打来的野味全给冲走了，我们只好带着猎枪上了岸。
　　
　　这里离住所还很远。我们俩浑身是水，又累又饿。我冷得发抖，呆呆地望着猎人，希望他有个办法。猎人不声不响，只顾拧他的衣服。“应该生一堆火呀！”我提议，可是从口袋里摸出火柴盒一看，里面竟流出水来。
　　
　　猎人还是不声不响。他在一棵枞树的窟窿里找到了一些干的苔藓，又拿出一颗子弹，拔下弹头，把苔藓塞进弹壳，塞得紧紧的。他吩咐我：“你去找些干的树枝和树皮来。”
　　
　　我找来了。他把那颗拔掉弹头的子弹装进枪膛，对着地面开了一枪。从枪口喷出来的苔藓烧着了。他小心地把火吹旺，把树枝和树皮一点儿一点儿加上去，不一会儿，篝火熊熊，烧得很旺。
　　
　　“你照看火堆。我去打些野味来。”猎人说着，转到树背后就不见了。只听见树林里响了几枪。我还没捡到多少干柴，他已经回来了。几只松鸡挂在他腰上，摇摇晃晃的。
　　
　　“我们做晚饭吧。”他说。他把火堆移到一边，用刀子在刚才烧火的地上挖了个洞。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一堆火。
　　
　　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一股香味。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天黑了，风刮过树顶，呼呼地响。
　　
　　“睡吧。”猎人打了个呵欠说。
　　
　　我的眼也快要合上了。可是这潮湿冰冷的地面，怎么能睡呢？
　　
　　猎人带着我折来许多枞树枝。他把两个火堆移开，在烤热的地面上铺上枞树枝，铺了厚厚的一层。热气透上来，暖烘烘的，我们睡得很舒服，跟睡在炕上一个样。
　　
　　天亮了，我对猎人说：“你真有办法。要不是你，我一定要吃苦头了。”
　　
　　猎人微笑着说：“大森林里，你不能像个客人，得像个主人。只要肯动脑筋，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用。”